一年一度的学费之争揭幕了。每年冬季上演的这场战前舞蹈是大学高管们宣布学生将再次面临实质性费用上涨的时候。高管们罗列出他们每年引用的论据：涨价是保证教育质量所必需的，一流的师资需要一流的开支，否则后果只能是质量下降或员工失业，除非政府能增加经费。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宣称大学已经变成了只适合有钱人的地方，教育质量饱受损害，债务负担正在失控。作为公众投资监护人的董事会成员们在谈及大学经营问题的时候就会扼腕叹息，报以同情之声。他们希望有解决的办法，但找不到。这时他们就会像往常一样，批准高管们提出的涨价计划。 问题在这里：学生们说得有理——至少根据对加拿大最大的25所大学进行的一份详细财务分析来说是这样。一份由加拿大统计署为加拿大大学运营官联合会做的21年来的年度数据研究报告揭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趋势。1987-88年，25所顶级大学用于所有活动的开支为60亿元；到2007-08年，这一开支膨胀了几乎四倍，达到210亿元。这几乎相当于加拿大卫生预算的13%，超过国防预算的全部。而这还仅仅是25所顶级学校的开支。
资金投入日趋集中于研究领域。1988年由政府和企业赞助的研究在25所顶级大学的开支中占到14.9%；到2008年，这一比例达到24.7%。同期普通运营开支则下降了（从67.1%下降到54.8%）。这包括了以本科教学和学生生活为中心的各个方面：授课、图书馆、学生服务以及例如中央管理一类的其他功能。
该分析报告显示教学不仅仅是优先权下降，是故意的资源配置决策将其逼到了这个份上。用在课堂上的钱越来越少。1988年，几乎有65%的运营经费是用于授课和进行教学的非赞助型研究。200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58%——在25所顶级大学中实际相当于一年平均减少了3000万元。在加拿大最大的13所研究型大学中，前五名（多伦多，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麦吉尔和蒙特利尔）平均减少了3500万到4500万元。
为什么会减少？在大的方面，是因为中央管理费用的高涨。令人震惊的是，现在用于教学和非赞助性研究上的每一元钱中就有20分是花在中央管理上；1987-88年，用于管理的费用是12分。前25所大学中，现在平均有1800万元原来用于教学的经费被花到了中央管理上。（13校集团院校平均为2000万元，前五名大学平均是3900万元。）
即使是这些已经减少了的教学经费现在似乎也没有专用于提供优质的教育。衡量大学对于质量保障程度的一项关键数据是教师工资开销。但目前教学和非赞助性研究预算中仅有57.6%用于发放教师工资——远低于1987-88年的64.2%。“省下来”的部分被用来支付越来越多的非教学员工工资、差旅费、津贴和顾问费用。更为严重的是，全职教师的使用减少，转而启用更廉价、经验不足的教学助理和短期讲师。
简言之，该分析报告明确了师生们早已怀疑的问题：新的收入中多得不成比例的一部分没有用来保证教育质量，而是被用于扩张中央官僚机构。这尤其令学生恼怒，他们负担了很大一部分增加的费用。1987-88年，前25所大学平均有2400万元占15%的运营费用来自学费收入。去年增加到了1.6亿元占34%。因此学生面临着更大的班级规模，还有越来越多比他们年纪大不了多少的教师。
当普通运营收入尤其是学费上涨速度超过通货膨胀的时候，为什么教学还是持续受到损害呢？为什么费用涨到这种程度还是不够呢？一个可能性就是：很多一流大学给自己规定了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的任务。他们任命了有高度使命感的管理者，组建起急速膨胀的支持团队。这些都是拿高薪的员工。追逐全球学术排名的行动可能会将资金从课堂上抽走，增加学生的财务负担，降低本科教育的水平。
加拿大的一流大学是不是变得看重地位而不是素质了？没有充满活力的大学我们不可能获得成功，而大学需要充足的资源来做好工作。但即使大学里集中了才智非凡的人还是无法避免某些危机。作为公众资助的院校，他们的任务事关公众意见，而不是自身的期望。他们不能在工商管理课堂上鼓吹一套，而在自己的经营中却实施另一套。
董事会成员们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就会面临严重的管理失误。即使他们进行处理，还是可能会面对大学管理者对数据进行质疑，抵制这种不讨人喜欢的比较。但这些数据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都是大学自己提供的。